发布： 虫子
发表时间：2016-7-11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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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研与科研成果转化散论——兼论地方本科院校“双一流”建设中的科研工作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就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动纲领，形成了一批国内领先和国际知名 ...
科研与科研成果转化散论——兼论地方本科院校“双一流”建设中的科研工作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就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动纲领，形成了一批国内领先和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大学。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2015年我国正式启动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双一流”战略。“双一流”建设为我国地方本科院校特别是一大批教学研究型大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地方本科院校中的“双一流”建设要着重突出科研发展与科研成果转化，理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以“双一流”建设为战略机遇期，全面提升地方院校的科研工作水平。
科学研究：现代大学的重要职能
19世纪后期，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开始将研究生培养和发展科学纳入大学的基本治理框架，在纽曼“大学的理想”之外重新树立起探索规律、发展学术的崇高理想。20世纪初，“威斯康辛思想”和康奈尔大学将社会服务发展为大学重要的延伸职能，大学开始主动推倒围墙，走出象牙塔。正如弗莱克斯纳所言，大学为社会所提供的服务并非迎合社会的各种需求[1]，相反，它提供给社会的是作为一个智力机构所能提供的批判性的思考。
在当前世界一流大学的话语体系内，科研水平始终是决定一所大学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核心要素。科学研究作为现代大学的重要职能，已经深深地植根于20世纪以来任何一场高等教育的变革之中，颠覆着中世纪以来经院哲学笼罩下故步自封的学者社团。哈耶克在论及自然科学的问题与方法时指出，“科学打破并取代我们的感觉性质所呈现的分类体系，这虽然不太为人熟悉，却恰恰是科学所做的事情。”[2]研究型大学中的“研究”二字，既彰显了当代学者共同体穷理尽性、格物致知的崇高使命，也把通过科学研究培养人才、利用科研成果改造社会的理念深深地镌刻在现代大学的铭牌上。著名高等教育学者本·戴维在谈到美国研究型大学时深刻地指出，“在美国，以研究为基础的教育体制比在德国产生了好得多的效果，它含有不妥协的‘理想主义’，其结果是发展了一种组织得更好的、训练专业研究者的体系。”[3]科学研究的专业化和社会化极大地推动了整个20世纪的科学进步，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交相辉映，科学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成果转化：科学研究边界的扩展
发展科学作为现代大学的重要职能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而作为组织化、制度化的科研成果转化活动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程。美国研究型大学可谓科研成果转化的典范。二战期间，万内瓦尔·布什等领导的国防研究委员会和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和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顶尖研究型大学通力合作，在雷达和原子弹研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战后，联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推动研究型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的政策和措施，从此，大学的利益与国家的命运休戚与共[4]。大学为社会发展提供了独特的“造血”功能，而这种功能的发挥是建立在系统化的科研训练和学术产出基础上的。
科研成果转化不仅是大学服务社会的一种有效途径，同时也是推动大学自身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高等教育经费短缺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其逻辑根源在于对高等教育的产品属性仍有质疑。在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保持相对平稳的条件下，大学自身如何“开源”是大学的管理者们必然要考虑的一个问题。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著名的《拜杜法案》，旨在通过赋予大学对于联邦政府资助的发明创造享有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鼓励大学展开学术研究并积极转移专利技术，促进小企业的发展，推动产业创新。《拜杜法案》实际上回答了长期困扰人们的一个问题，即我们应采取何种态度对待大学科学研究的成果，或者说，当大学把科学研究扩展到整个社会的边界并打破大学和产业发展的藩篱时，大学本身应该获得什么？
地方院校科研成果转化：重要战略机遇期
我国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和科研转化水平离世界一流大学仍有一定的距离。根据上海交通大学2015年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排名前100的大学中没有一所中国大学。经合组织（OECD）2015年发布的《科学技术与工业记分板》报告显示，全球前30所发表优秀论文数量最多的大学中美国囊括了22个席位，中国高校无一入围；在以物联网、大数据和量子计算机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美国专利量占比达36%，中国仅占8%；在医疗健康领域，美国占比更是达到43%。而中国仅占3%[5]。此外，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国际学术劳动力市场当中，我国仍是一个科研人才流失大国。[6]
2015年11月我国正式出台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为建成高等教育强国指明了任务路径。对于“双一流”建设，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者和改革家们习惯性地聚焦于几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然而，“双一流”建设的目标远非打造几所“旗舰型”的研究型大学，而是要在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之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伟大理想。值得注意的是，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国家将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地方本科院校在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地方本科院校更应认真审时度势，科学定位，全面提升科研工作的水平。
“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指出，要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提升高水平科学研究能力；力推进成果转化，深化产教融合，着力提高高校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率，推动重大科学创新、关键技术突破转变为先进生产力，增强高校创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地方本科院校，特别是教学研究型大学在推进“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科研发展和成果转化“两条腿”走路。尽管我国上世纪末的“高校合并”运动在整合优质教学和科研资源、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然而地方本科院校科研水平参差不齐，科技成果转化力度不够，鼓励成果创新的措施不到位等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其与研究型大学的距离。
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成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双引擎”之一。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驱动的本质在于将由大学或企业主导的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战略资源，尤其以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成果为核心。近年来，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在广大二、三线城市，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与地方院校“联姻”，为推动地区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这场“联姻”，我们满怀期待，满怀热情；对于这场“联姻”，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将拉开在一流大学建设新时期地方院校转型发展的序幕。
参考资料
[1]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3.
[2]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4.
[3]约瑟夫·本·戴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M].赵佳苓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275.
[4]沈红.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与发展[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85.
[5]OECD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Scoreboard 2015 (Summary in Chinese) /2015 OECD:Innovation for growth and society
[6] 刘之远.科研人员都去哪儿了？——数据的解读[N].中国科学报,2014-11-17.
（刘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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