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接连被曝光的留守儿童悲剧事件让杜爽特别担心，这位长期从事教育公益事业的北京歌路营公益组织总干事认为，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悲剧展示了留守儿童高危的一面，在这背后，孩子们更多普遍性的需求没有解决，极端事件还有可能再次发生。
与此同时，处于舆论关注中心的贵州省毕节市相关部门也感觉“压力巨大”：一方面是在关爱留守儿童过程中不断加码的工作量，让乡村教师和基层干部超常规工作，身心疲惫；另一方面接连发生的四名儿童喝农药自杀、两名儿童被杀害等极端事件，又让舆论质疑政府和学校到底在如何作为。
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田坎小学教师杨小琴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除了上班期间的教学、批改作业外，下班后的大量时间要用在走访留守儿童家庭上，很少有自己的业余生活，“精神一直不放松，经常很紧张，怕孩子们出事。”
今年6月9日发生的4名儿童喝农药自杀事件中，年纪最大的孩子正是杨小琴的学生，事发前3周，杨小琴到这个学生家家访了4次，事件发生后，她接到了等待调查结果给予相应纪律处分的通知。
面对政府、学校、老师、社会同时感受到的紧张氛围，杜爽认为，长此以往未必有利于推动问题解决，“人的关系越放松时，越有可能亲密，目前全员紧张的状态没有好处。”
杜爽和同事们曾经给留守儿童做了一项心理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师生关系”和“别人总说我不好”是受访者最重要的心理问题。
杜爽认为，这也折射出紧张氛围和心理问题是现在留守儿童身上重要的问题，如果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中，会成为各方之间的润滑剂。
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今年7月发布的《乡村幼儿园留守儿童发展支持调研报告》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现状：在获得过外界支持和帮助的地区中，提供支持和帮助最多的是政府，占比为18%；其次是社会组织，占比为11%；第三是志愿者方面，占比9%。
这意味着，受访的留守儿童接受社会帮助仅只有一成左右来自社会组织。
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认为，这个比例太低了。
佟丽华认为，进一步强化父母的监护责任、专业社会组织提供社会服务、政府做好监督和违法行为干预，是推动留守儿童问题解决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单靠政府就能把事情做好是不可能的。”
佟丽华建议各级政府应该在“十三五”期间推动在留守儿童较多的县实施“一十百千万”工程，即在每个实施县培育、孵化一家专门尽心从事儿童保护工作的社会组织，每个社会组织有十名专职工作人员，这些专职人员应具备社工、法律、心理学等专业知识背景，同时发展出百千万志愿者参与其中，在专业社会组织的指导下开展留守儿童关爱工作。
“市场化运作这样的社会组织，政府出钱购买专业的服务，并监督服务是否到位。”佟丽华说。
杜爽提醒，专业的社会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明显有别于志愿服务，也不能把社会爱心组织和专业社会组织直接画上等号，“能否根据大规模的需求，拿出合适的解决方案，考验着社会组织的专业性。”
杜爽认为，目前还需要社会组织提高自身专业性，能够在关爱留守儿童方面创新出更多方法，以满足大规模、低成本的需要，一些引导性的基金也应该更加支持这方面的研究。
杜爽同时建议，率先关注留守儿童群体中的“独居群体”，“找到他们并建立档案，评估他们的心理状况，这非常重要，这个群体是留守儿童群体中最高危的。”
《乡村幼儿园留守儿童发展支持调研报告》显示，在乡村幼儿园留守儿童中，58%的留守儿童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
中国青年报记者从毕节市委宣传部得到的数字显示，毕节市曾经排查出全市有374187名留守儿童，其中无人监护的5521人。毕节市曾经选择劝导父母回乡监护、委托亲临监护、集中救助管护、乡干部或老师临时帮扶代管等四种办法帮助这5521名儿童。
在杜爽看来，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的作为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专业社会组织的力量参与其中，可能效果更好。
她呼吁毕节当地的社会组织尝试开展一个“独居儿童父母返乡支持计划”，由社会组织整合力量，在独居儿童的父母一方返乡后，提供就业创业扶助和技能培训，让独居儿童感受到父母情感上的支持和心理上的连接。避免留守儿童悲剧重演应引入更多社会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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