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湖南邵东县3名在校生，入室抢劫当地小学宿舍，持木棒殴打一名女教师，并拖至卫生间用布条堵住其嘴巴，最终致这名教师死亡。10月20日上午，邵东县公安局通报了上述案情，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10月20日《新京报》)
根据警方通报，这三个孩子生活在同一个村子，一个11岁，一个12岁，一个13岁，年龄刚好都小于14岁，属于刑法里不负刑事责任的年龄段；但一人初三、一人初二、一人小学六年级，以现行的学校教育来说，课堂上肯定不至于连基本的法律常识也没教过，也算是一种“知法犯法”。也有媒体披露，三人“都属于留守儿童，其中有一人父母离异，平时由爷爷奶奶监护”，这种身份特征，又符合“危险少年”的常见情形。
毫无疑问，这三人再一次敲响了青少年犯罪低龄化的警钟。而就在今年上半年，校园霸凌事件曾一度挤占了媒体的头条，让人久久无法释怀。人们不愿也不敢看到孩子们在校园里蛮横欺负同伴，在校园外也比古惑仔还古惑仔。2014年最高法表示，以1984年上海建立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合议庭起算，30年全国共判处未成年犯150余万人，而最高法2011年提供的数据则是120余万，等于是三年间增长了30万，年均10万青少年犯罪，每天全国有270余名青少年“进去”了。可怕吗？心寒吗？如果再加上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2013年发布的数据“青少年出现不良行为的平均年龄为12.2岁”，这又是怎样一个现实？
几乎在每一次曝出青少年犯罪事件后，降低14岁的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吁，都会成为一种主流声音。这种想法有其道理，但修改法律，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那么，在刑法调整之前，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其实，破解青少年犯罪问题，落实《预防未成年犯罪法》比修刑法更重要！
回到邵东，三个惹出大事的孩子，全都是未成年，他们理应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适用对象。这部法律里明确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在各级人民政府组织领导下，实行综合治理”。这里，预防的主体显然是各级政府，某种程度上，未成年人犯了罪，就等于预防不力，那就是失职无疑。
从现有的信息看，必须指出，邵东县确有失职之处。根据知情人所言，这三个孩子抢劫发生在“上网后”。可禁止未成年人进入营业性网吧，不是十年之前的规定吗？禁入令挡不住未成年人的脚步，政府难辞其咎；再看看，三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还有一个是离异家庭，显然，这些孩子处在“生而不养”的特殊家庭里，家庭本身就无法承担保护孩子的责任，尤其是当他们成为悲剧或者悲剧制造者时，政府责任就总被提起，民政部门、村(居)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单位名字就被罗列了出来，但也就是提起而已，过后还不是一切如旧？
面对邵东这三个都不够负刑事责任年龄的孩子，不正暴露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体系的虚弱和无力吗？凡此种种，皆是责任虚置。处在特殊家庭的孩子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群体，本身又是未成年人犯罪“潜在高发区”，现实正呼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扎实推进。所以，在反思和问责中，也别光问责14岁这个刑事责任年龄的责，更不能忘了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组织和领导”不力的责，这才是“救救孩子”的清醒态度。■杨鹏拿什么阻止“儿童犯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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