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为何婉拒“论文科普化”？

摘要: 编者按科学普及作为创新的一翼，当前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其中除了“钱”的原因，“人”的因素无疑更为突出。做科普，迫切需要解决谁来做、为何做、怎么做的问题。本报道希望聚焦科普人的诸多困扰，并希望借助这 ...

编者按

科学普及作为创新的一翼，当前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其中除了“钱”的原因，“人”的因素无疑更为突出。做科普，迫切需要解决谁来做、为何做、怎么做的问题。本报道希望聚焦科普人的诸多困扰，并希望借助这些讲述来探讨“科普之困”的解决之道。

■本报记者陆琦

“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培根对于科普的重要性可谓一语中的。

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提倡论文科普化，即让科学家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写成科普文章。然而，现实中这种不具备约束力，其合理性也未得到充分证明的呼吁，只能沦为口号或者一厢情愿。

为什么中国科学家的身影没能及时出现在科普中？

科普绝非易事

最近，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涌正在忙活一套名为《探索化学化工未来世界》的系列科普视频。这套反映化学化工前沿研究的视频短片集及配套科普书的第一辑已在今年5月正式发行，而第二辑将于明年夏天问世。

“希望通过这套科普作品，将最先进、最前沿的化学化工发展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大家，让人们从科学和工程前沿的全新视角，看到不一样的美丽化学和美丽化工。”金涌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他希望这套科普视频能像美国大片一样，让人看后心潮澎湃。

可是，美国大片不是那么容易拍的。“对于科学家来说，相较于作研究写论文，科普工作并不是件容易上手的事情。”

金涌担任总策划，清华大学化工系教师组成专门的项目实施团队，多位院士和几十位在不同高校及研究机构一线从事教学和科研的专家担任顾问，参与选题策划、编写视频短片脚本、指导制作公司制作视频短片、撰写书稿等。

由于手头几乎没有可供借鉴的音像资料，制作团队可以说是从零开始。召开的研讨、修改会议有上百次之多，有关细节修改的会商更是不计其数。写出来不够通俗易懂，就反复修改打磨。金涌开玩笑说：“这是件讨人嫌的活儿，这些教授白干活还老挨我骂。”

到了拍摄阶段，又是科学与艺术的各种“碰撞”。很多概念难以可视化，科学家们又亲自和艺术家交流，通过制作动画、演员表演等多种表达形式，以实现更生动的传播效果。

经过长达6年的努力，10部10分钟的视频短片及配套科普书终于问世。

“科普是需要经验积累和锻炼的。”中国首位卡尔·萨根奖得主郑永春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也坦言，科普绝非易事。

迫于压力而有心无力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看似很简单的事情，可是费的精力太大。”金涌直言，不是科学家不爱做科普，而是科学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

一位曾经发表过很多科普文章的教授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坦承，最近几年放弃了，因为压力太大，没有精力去做。

他说，有一个美国的科学家朋友，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写科普书，很受欢迎。“我们如果这么做，基本就没有生存余地了，没有科研项目，连学生都招不来，没有SCI文章，年底评估也过不了。”

“我有兴趣做科普，但是精力实在太不够。除了做科研，实验室还有这么多的学生要管理。”这位教授有一个科普的想法，都构思好了，但是没有时间往下做，搁置了几年，也没能实现。

这其实是较为普遍的现实问题。一项关于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的调查显示，缺乏相关渠道、没有时间和精力，是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普活动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就连科普“达人”郑永春也承认，投入这么多精力在科普上，不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是不可能的。他这个年龄层的同行很少有人投身科普。客观上说，青年学者面临着科研和生活的双重压力，在时间分配上存在现实困难。同时，由于科普尚未被纳入学术评价体系，科研人员普遍缺乏动力。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刘定震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目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奖励中，对科普几乎是没有涉及的。所以，即使科学家有心去做，可是迫于科研考核的问题，也不得不放弃。

在国外，有些科研项目结束后必须进行与该项目相关的科普活动，比如写科普书或演讲等。“采取某些硬性规定，比如科研工作结束后必须有科普的成果产出，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但在刘定震看来，不是出于个人兴趣的科普作品，恐怕也不是好的科普作品。

科普不是“不务正业”

从事科普的公益工作，在工作单位或者机构得不到认可和鼓励，也是科学家不愿从事科普工作的原因。

“从学术圈的内部评价机制来说，有些科学家嘴上说科普很重要，但内心深处仍然轻视或不屑做科普，甚至认为是科研做不下去了才去做科普。”郑永春曾见过很多尝试做科普的科学家，在不受认可的大环境中最终选择放弃。“说你是为了出名，不好好搞研究，谁还愿意做？”

科学家其实很少从科普中获得物质奖励，做科普的动力往往源于自身的责任感和来自受众的成就感。但对于最重视声誉的科学家来说，这样的动力常常敌不过科学界的不理解带来的压力。

郑永春希望这种状况早日改变，也试图用自己的努力证明：科学家可以兼顾科研与科普工作，做科普不是“不务正业”，其社会价值一点儿都不比科研差。“如果学术界能够形成共识，认可这份公益心，就是最大的支持。”

观念的扭转，需要时日。但金涌坚信，再伟大的科学家也有进行科普宣传的责任。

“等我这20个片子做完了，还要找一些年轻科学家来挑头做30个、40个……”金涌说，“学生看了这些片子，或许并没有学到什么，但他一定会觉得有趣，进而希望能够了解更多、发现更多，只要有这样的感受，我们拍摄的初衷也就实现了。”

正如郑永春说的：“科学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源源不断的后备军，如果不培养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未来一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从哪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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