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说说“搞”论文。论文是“搞”出来的么？这似乎有辱论文的雅，用“写”或“作”出来就好听很多。但老文感觉如果多人合作从事一项学习只为论文，论文成了后署名又大伤脑筋，那么这样的合作叫合谋更贴切，而合谋的论文用“写”或“作”就不合适。用哪个字合适呢？这个问题也大伤脑筋。幸好，我们的汉字中有个万能的“搞”字，语文老师教导我们：当你作文时如果硬是想不出用哪个词合适，那么“搞一搞”肯定不错。这儿被迫用上“搞”字后，老文感觉不仅不错，反而有了无可替代的贴切和生动，例如，论文只有“搞”，署名才搞笑。 据说早在半个多世纪前的1963年，有个名叫Derek de Solla-Price的家伙就预测单个作者的论文到1980年将灭绝。显然，这家伙的预测至今都未成真，单个作者的论文虽然寥若晨星，但并未绝迹。倒是，我们目睹了作者数量的无限制指数式增长，见证了超作者（hyperauthorship）时代的来临。例如：2016年发表在Autophagy的一篇论文有约2500个作者；2012年宣称欧洲核子组织观察到希格斯粒子的论文有2924个作者，随后2015年来自该组织的一篇论文首次涉及了两个学习团队，导致作者数量达5154个。 这么多的作者如何管理呢？这种情况下“作者”意味着什么呢？每个作者的学术贡献如何评价呢？作者信息所占的版面甚至比正文还多，这是不是对纸张和存储空间的巨大浪费呢？这些都是新难题。 这世道很奇怪，大凡牵涉到名利的问题，人越多反而越好办。超作者论文往往来自针对大科学工程的大合作组织，作者署名和成果运用已有相对成熟的管理机制。更普遍的小型科研合作产生的论文，署名其实才真叫人头疼，难度不亚于搞大科学工程。治疗这种头疼目前还没有广谱药，但因为人们对这种问题的兴趣明显大于对科学的兴趣，所以方子层出不穷、花样繁多。 显而易见，论文作者署名问题虽然难治，但容易防。怎么防？如果独立搞很难，那么选择跟谁合作最关键。例如，跟家人合作搞论文，作者名字的位置随便摆估计也没人锱铢必较。华盛顿大学的一个教授David Manuwal，与他的妻子、女儿和儿子一家四口合作在Northwest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四位作者究竟谁的贡献大，谁的贡献少，有没有挂名现象，估计只有除作者之外的人才会去瞎操心。也许有人会质疑这其中有违背署名规范之嫌，但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是一件值得歌颂的事情，写篇论文把家人名字都带上难道就不值得歌颂？
再如，选择跟猫合作搞论文，署名最省心，因为估计猫是绝对不会跟人争名争利的。此外，科学史和科学都证明，跟猫合作最可能做出最好的科学。美国物理学家Jack Hetherington最先尝到这个甜头。1975年，他与他的猫Chester合作搞了篇Physical Review Letters论文。猫有啥子贡献？贡献可大了，不挂上猫名，就不能体现团队精神，就不符合PRL论文惯用的第一人称“我们”。考虑到有同事可能认得Chester，Hetherington为Chester编造了一个笔名F. D. C. Willard，其中F.D.代表Felis Domesticus，C代表Chester，Willard则是Chester老爸的名字――规避署名纠纷还是选家人靠得住。 搞论文的人都知道，新人搞出牛文最可能被邀请参加学术会议。猫Willard接到了邀请，因为提名人说“他从来没有被邀请过参加任何会议”。组委会收到了有作者“签名”的论文复印件，搞科研的人一个个都是火眼金睛，“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个猫爪签名”。最终，给Willard的邀请被取消。看来，人类能够接受猫名出现在论文上，但还不能接受猫也参加学术会议并作报告。
仅次于家人和猫的合作者应该是同姓人了，一方面，这毕竟是光宗耀祖或耀姓的事情，另一方面，人们在提到某篇论文时，通常只提作者的姓而省去其名，这就让人人都不吃亏了。四个古德曼（Goodmen）合作搞了篇好笑的论文：“几个古德曼：同姓经济学家合著者”（“A fewGoodmen: surname-sharing economist coauthors”）。284个“史提夫”（Steve）合作搞了篇“史提夫形态学”（The morphology of Steve）。你也许很难想象，世上哪有这么凑巧的事情，这么多同姓人做同一领域的学习？即使有这么凑巧，谁有号召力把大伙都凝聚起来？但如果想想中国人修族谱的事情，这就好理解了。相信这样的合作也是令人愉快的，自己的名字排那个位置一点都不重要，因为它让人感觉在积德，在保存自己也有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