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期刊大面积撤稿凸显医生评价困境

由524名中国学者刚刚创下的 “新纪录”恐怕并不光彩。

4月20日，著名学术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出版集团（以下简称“施普林格”）宣布撤销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的107篇中国肿瘤生物学领域的论文，涉及来自中国的524名医生及医学生。这些文章发表于2012年至2016年，涉嫌同行评议造假。

在作为撤稿第一单位的77家单位中，不乏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交通大学医学院、复旦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等知名机构。

有学者认为，此次论文撤稿在中国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随之而来的是更深层次的讨论：临床一线的医生是否应该撰写论文？在SCI（全称为《科学引文索引》）导向的当下，医学工作者的评价标准应如何制定？

被SCI绑架的医生

因“同行评价涉嫌造假”被国际期刊撤稿，已不是第一次发生。

2015年，爱思唯尔、英国BMC出版社及施普林格均从旗下期刊撤销中国作者的稿件9～64篇不等。而此次撤稿是2015年撤稿事件的延续。

据中国科协官网报道，施普林格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在4月18日与中国科协方面会谈时表示，《肿瘤生物学》杂志利用2015年撤稿事件掌握的虚假同行评审信息反查了2012~2016年发表的所有论文，从而发现这批被撤论文。

所谓“虚假同行评审信息”，是指论文作者提交的同行评审意见是以真实的研究者的名义，通过虚假的邮箱提交的信息。

不同的是，本次撤稿所涉论文作者均来自于医院或高校医学院及相关实验室。

在524名医生中，有一部分医生只是论文的“挂名作者”。一名被撤稿的三甲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自己并非涉事论文的第一作者，目前也在了解和调查该论文的情况。据媒体调查，也有医生表示对第三方中介机构的所作所为并不了解。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孙锐曾调研过医院人才评价体系。他认为，学风浮躁的现象与单一的人才评价体系有关。

在此前针对类似撤稿事件的调查中，“第三方”并不是仅仅伪造了同行评审信息。2015年，中国科协曾对被英国BMC出版社撤稿的31篇论文发起调查。据《光明日报》报道，其中29篇论文作者则承认委托“第三方”代为投稿，这其中23篇文章是由“第三方”从投稿、修改论文到发表完全包办。

浙江省人民医院小儿内科副主任医师朱海峤觉得，“这说明学术造假目前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已经滋生了一条造假的产业链”。他经常接到各种论文代写机构的电话、私信，多时甚至一天五六个电话打来。

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郁琦曾在微博上描述：“现在很多医院成立了论文工厂，以流水线的方式组装SCI文章，这样的结果当然夸耀资本有了，晋升有了，评比时也可以‘临床不够SCI凑’，对于医学事业的贡献不能说没有，但都发在国外杂志，国内同行基本不知道，其成果也都让外国人享用。”

单一的人才评价体系

撤稿事件一出，一些人就此质疑医生的道德和医术水平。

作为一家三甲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李维有点为自己的同行感到委屈：“医生会不会写论文与临床医术的关系不大。”在李维看来，体制弊端不是学术不端的借口，但是学术不端行为与现行的职称评审制度和“唯SCI论”也有密切关系。

年近40岁的李维已晋升到副高级职称，由于她所在的医院是省属医院，她需要发表3篇论文。“具体的标准不同医院是不一样的，但是追求论文的数量和级别是共同的。”

虽然很多医院不要求一定要发国外期刊，但是医生还是希望能在国外期刊发表文章。一名医生告诉记者，他所在医院会根据医生所发文章的影响因子高低给予数千元至上万元不等的额外奖励。

“国内期刊的影响因子低，发国外期刊不仅‘高大上’，而且对申请课题和科技进步奖有帮助。”李维说。

创立医生集团的张强观察到，临床能力不太强的医生反而比临床能力强的医生更容易成为“名医”——追逐SCI论文，自然成了许多医生的目标。

只是，每天工作8～10小时，每周有一两个24小时值班是像李维这样的临床一线医生的工作常态。行业内的多数医生都承认，能同时在临床工作和科研上都取得成绩并不容易，而科研对临床的促进作用太过“隐蔽”。

在孙锐看来，目前的人才评价体系和实际工作相脱节，不能反映工作需求。张强认为，针对医生的最好评价体系，是用技术和服务质量获得口碑和收入。

目前的现实是，从住院医师到主任医师，需要时间和接诊量的累积。在此期间，论文成了一些医生晋升的“拦路虎”。当他们无法兼顾科研和临床时，有人选择只作临床，“不升就不升”。也有人选择造假，交上“买路钱”，成功晋级，却为自己埋下了学术不端的祸根。

对学术不端行为惩罚不够严厉

2016年7月，人社部发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强基层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未来基层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评职称对论文、科研等不作硬性要求。

孙锐说：“在美国，临床医生不需要写论文，只需要有执照，也没有复杂的职称体系。只有大学教授和一些大型的学术教学中心要承担科研任务。”

这幅图景已在张强创立的医生集团中得以实践。张强在内部取消职称评价体系，对医生采用国际上通行的Attending制度（主治医师负责制），鼓励医生与科学家团队合作进行临床科研。

张强认为：“让医生回归临床，这是中国特别需要做的，毕竟我们的医疗资源比其他国家更缺乏。”

在公立医院就职的朱海峤也认同这样的制度。他希望管理者能从机制上把从事临床的医生和研究者分离开来，让医生职称晋升与论文脱钩。

不过，在孙锐看来，防止大规模撤稿事件发生还需要加强对专业人士“专业道德”的教育，建设信用体系，设置“惩罚机制”。

在2015年的撤稿风波之后，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韩启德在中国科协内部反复重申我国科技工作者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五不”行为守则，其中一条就包括不提供虚假同行审稿人的信息。韩启德也曾表示，今后若再发生类似问题，所在单位都要坚决处理，发现一起，查办一起，对学术不端行为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效应。

目前来看，国内的惩罚措施显得不够严厉。收回研究经费，未来5年不得再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被通报批评和书面警告，是目前主要的惩罚措施。

朱海峤希望能把精力集中在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上，而这需要对医生的评价机制作出调整。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维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