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10日17时45分，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将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来自哈佛大学的Oliver Hart和麻省理工大学的Bengt Holmstrom，以表彰两人在契约理论方面的贡献。关于这次获奖，凤凰网10月10日晚就做了报道，可是10月11日的网页消失了这个报道，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报道标准还是常规更换。我担心的是凤凰网认为对这次获奖的意义认识不足，所以写一写。 我认为2016年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的意义的科学意义是首先的，这次获奖成果，是继2009年管理学研究成果获奖后，又一次管理学成果获奖。2009年，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威廉森。奥斯特罗姆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管理的分析”获奖，威廉森则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获奖。此后，获奖成果回到了经济学正统，而今年的获奖成果再一次必须出明显的管理学特色。俗话说，经济学是理论的管理学，管理学是应用的经济学。整个诺贝尔奖从早年关注理论近年来逐渐关注应用这是科学发展的大变革，是中国科学发展应该注意的问题。但是写到这里我有些担心，中国文化历来关注“吹糠见米”的应用，而这是完全错误的文化模式。科学的发展要支持可应用的理论和理论成果的应用前景，不能别开理论去探讨技术，更不能用技术发展去代替理论发展，当然更不能要的是：把形而上学的东西当作理论发展出写玄之又玄的“理论”，缺少逻辑基础，自我迷信，对技术进步毫无意义。我们东方文化中这样的理论颇多，该扬弃了。 言归正传，这里我要强调2016年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的意义的文化意义。这次获奖的是契约理论，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凤凰网11日的网乐就不再出现这个获奖信息，或许你们认为不重要。说起来，我们中国文化最初是很重视契约精神的，“言必信”是一个中国的基本文化精神，”礼义廉耻信“也是我们的基本信条。但是到了后来，就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信不见了。由于缺少契约精神，我们民族文化一直没有进化出建立宪法来，这样，西方就开始超越我们了。民国开始，大家知道中国落后了，开始追求宪法了，可是有人刺杀了宋教仁，接着国民党的北伐成功，执政，不讲宪法，讲”训政“，一训就没完没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国家主席被批，他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试图保护自己，可是就是这位领袖在任人大委员长时在回答新疆法院的咨询时，答复说宪法不管是具体案例，他个人的悲剧就这样写下了。悲剧啊！中国的悲剧。 现在，在中国的企业治理、区域与国家治理中，缺乏契约，缺乏契约精神，以至于有的管理学者也把政治与政策混为一谈，我一直告诉他们，政策不是政治的策略，政治与政策有联系但有差别，政策是一种大型管理计划，例如管理学中的Quality Policy，与政治毫无关系。契约精神是仁慈精神之外的治理的另一个主要精神需要，商鞅治国的法家理论就强调契约精神；只是可惜，后来为了统治者利益，法家实际上变成了“罚家”，靠惩罚各种各样的叛逆者统治。普通百姓，也采取“难得糊涂，得过且过”的办法渡光阴，或许试探创新。正如伏尔泰看到的在中国，伦理学完全代替了科学探索；难怪一个出租车司机会告诉我”改革就是浑水摸鱼”，浑水摸鱼，不要契约，政治、政策代替契约和法律，这，中国之所以可持续落后也。 记得前些年曾经推行过”我承诺“的社会运动，很快被政治文化代替了。可惜，可惜。希望这个诺贝尔经济科学奖能启发我们的国家，启发我们的民族。 （王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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