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再易主,中国学者必须知道的一些事
本报记者 张盖伦
(科技日报 2016年7月16日)
这本是商业世界里,一次再正常不过的交易。
11日,汤森路透集团宣布,以35.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其知识产权和科技业务。买主是两家此前从未涉足过此类业务的公司——Onex Corp和霸菱亚洲投资(Baring Private Equity Asia)。
打包出售的业务中,包括了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以下简称SCI),拨动了科研人员的神经。毕竟,SCI和期刊影响因子,已成为大部分科研人员在成长之路上绕不开的“关键词”。
“名牌香水换了瓶子,让人不确定还能不能当香水用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张冬荣说,大家在转发这条新闻时,大多用了“惊恐”“发呆”或“流泪”的表情。
SCI易主了,但关于它的讨论和争议,依然会继续。
SCI和影响因子:从诞生起就是商业产品
1964年,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首次出版1961年SCI报告,此后逐年出版,延续至今。虽然顶着“研究所”的名号,但它实质上是一家商业公司。
而发布期刊影响因子的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期刊引证报告),从本质来说是SCI的衍生产品,该数据目前也已成为学界评判期刊优劣的权威指标。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和科学文化研究院穆蕴秋讲师和江晓原教授的研究,从1964年SCI推向市场到1971年的短短七年,ISI的利润平均以每年27.5%的速度增长。1992年,汤森路透收购ISI,也是看上了其盈利能力。
如今,汤森路透出于战略发展的需要,决定砍掉这个和集团其他部门并不匹配的业务。购买者之一霸菱亚洲投资发言人向科技日报记者指出,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专业数据库的市场先驱,汤森路透的知识产权和科技业务有着客户关系稳定、内部公开透明、稳定高收入及强大现金流转换等极富吸引力的金融特性。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武夷山表示,从商业角度来看,买卖行为非常正常。他强调,一项业务的质量高低,与它是否使用商业方式进行运作,没有必然联系。SCI的商业性,不是它受到指摘的理由。
“这次交易之所以让人感觉不一样,是因为现任东家和前任东家的属性完全不同。”张冬荣说。但她认为,这并不一定就是坏事。信息社会内容为王,作为一个科技信息产品,它能不能在科研和科研管理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要看产品能否继续满足用户需求、把握时代脉搏,管控好自身质量。“所以,这次交易能产生什么影响,关键还要看新东家对产品如何打造。”
SCI在中国,争议由来已久
SCI逐渐为中国学者重视,起源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从1987年起开展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工作。在那之前,科技主管部门对我国科技论文发表“心中无数”。武夷山介绍,从一开始,中信所就选择了SCI、ISTP、EI和ISR这四类数据库进行统计,主要是考虑了其综合性和权威性。
武夷山记得,大约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现过北京整个市所有科研机构发表SCI论文数量总和不及哈佛大学一所学校的尴尬情形。现在,情况已大为改观。2014年我国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居世界第2位,10年来发表论文的被引用次数居世界第4位。
在论文数量和质量提升的同时,SCI也带来了负面效果,如有些科研院所甚至把SCI指标当成唯一评价标准,发表一篇SCI论文,研究者就能得到数额不等的奖励。大学排名,科研人员个人评价、奖励和晋升,全部都和SCI挂钩。
中科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研究人员张鸿翔曾撰文指出,SCI文章考核体系衍生出一些有悖学术道德的行为,比如互挂署名、雇佣枪手、挂名通讯作者、有意在文章中“友情引用”“虚引”和“漏引”等。
“我们要重视论文发表,但不能走极端。对在不同岗位不同领域的工作人员,应该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武夷山指出,任何时候,搞一刀切都不对。
SCI热,降温了吗?
不过在国内一些顶尖大学和科研院所中,“SCI热”正在降温。
如今,一些高校已不满足于发表一般的SCI论文,而是分领域制定了他们的期刊清单,鼓励研究者挑战更高难度,向高水平期刊投稿。“可以说,科研水平和管理水平逐渐提高后,我们对SCI的追捧热度会自然而然地下降。”武夷山说。
而且,在对科研水平的评估中,论文数量和引用情况只是其中一个指标。学科领域内顶级奖项的获得情况,在重要国际学术组织中的任职情况,在重要国际学术期刊中担任编委的情况,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的主旨发言情况……这些全部可以作为衡量标准。武夷山表示,单纯统计论文数量,只是在科研管理水平不够高时采取的一种粗略简单的方法。
那些对SCI的质疑,其初衷也是为了明确如何更科学地发挥SCI的功能和评价作用。武夷山强调,诚然,SCI和影响因子在技术上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们都只是工具。“关键要看如何合理使用这些工具,让它对我国科研事业发展发挥正向作用。”
接受科技日报采访,谈SCI易主及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