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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工业的发展永远连着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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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工业的发展永远连着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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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10月1日,当零点的钟声响起,我已跨入了80岁的高龄,在这最后一个季度,我享受着北京市的高龄补贴,自得其乐,优哉游哉。可是,意外的任务突然来了。
2014年的岁末将近,我却突然接到中国核工业研究生院的电话,要求我去给一批他们的学员讲授核化工英语教程,于是,我就在备课和讲课中引来了2015年的钟声,讲课将在2015年的2月结束。一个80岁的老妪,四个小时的站立和走动,不停地大声和学员互动,为了使这门相当艰涩枯燥的技术英语的讲课能够不使学员腻烦。我累,但却快乐着,因为知道核工业又在望前迈步,我还可以介入其中,哪怕只是一点点。于是,我就是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迈入了2015年。
2015年,一个中国核工业的特殊的年份:中国核工业跨过了60年。
2015年,我和核工业结缘了56年,我的全家都给了核工业,我看着核工业从初起到今天的变化。
60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个不短的岁月,而对于一个从无到有的核工业来说,也是一个有过复杂经历的年月。
1955年,中央决策,在受到外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孤立的状态下,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核武器,1955年,最初建立的保密单位:二机部,开始从四面八方招募和组建队伍,军用生产堆和相配套的化工、同位素生产、放射性废水处理等等全列在了日程上。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不得不从少得可怜的资料中自己探索,继续前进,于是,1966年第一个生产堆顺利启动,尽管有那么多不足,回路水没有循环使用;化工后处理在清华200号开始了最原始的探索试验,但是717还是在404厂按照参与者当年的认识建立了;1969年和1970年设计人员在404厂为418的后处理中试厂加班加点地奋斗,最后也建成了。
中苏关系继续恶化,1966年,中央就责成二机部开始启动三线建设的选址。821工程的抢建的队伍中是海一样的人在奋斗(也包括我爱人和大女儿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那里),1976年,反应堆全面顺利地投入运行;之后,822后处理厂,也随之建成,设计的水平,比之418厂又有了改进。
中央关心着依傍长江上游白龙江的安危,关心着沿江密集的老百姓的安危,于是,就在确定821厂址的时刻,周总理就对汇报厂址选定的人员提出了后处理产生的高放废液的最后出路问题。
1969年,恰是法国在他们原子能研究所(CEA)研究的基础上,在他们的军用原子能基地马库尔正式建立了一个玻璃固化的热试验室,考验中频加热的简单的一步法的罐式玻璃固化高放废液的处理系统,即PIVER系统;1970年之后,法国人为了提高生产力,除了将废液的煅烧和玻璃化分成两个步骤外,完全是在PIVER的基础上,建成了AVM,完成了对马库尔全部高放废液的玻璃固化工作。   
我们则毫不犹豫地紧随其后,70年初,在获得他们公开的PIVER资料之后,当时的核二院和401所的同志,立即组织了翻译,1977年正式由原子能出版社出版,全面介绍了PIVER工艺。随后几年,核二院的工艺、设备、仪表人员和401所301室的研究人员,加上全国各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开始了从玻璃配方,固化用罐材,热电偶,多功能吊车等等的各项研究。当1989年法国人将运转成功的AVM以6条生产线的方式在LA HAGUE建成为动力堆后处理服务的AVH的时候,我们在1985年上半年已经成功地在401所301室的大厅里完成了30批次的1:1的近似工程规模的玻璃固化冷实验(一个罐能够运行将近5000次,和法国的数据相当!),821也已建成了3个热室,如果1986年将冷试验台架移入热室,完成一条线的热试验,之后两条线,如果……,我们成功的年月就不会在他人之后。总理的担忧会落到实处,他会在天堂张开他的笑脸,热情地伸出他那弯曲的手臂,使劲地挥手,祝贺我们奋斗的成功。
也就在那个时期,中国的核工业开始了军转民,开始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从保密的军事行业转为公开的民用工业,二机部成了核工业部,要用强大的能源为人民提供清洁的电力。从1970年在上海核工程院的探索,到1986年开始的大规模的商业核电站的建设。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年濮继龙先生的一句名言:当年的低下头,是为了抬起头。在消化了国际商业核电站的先进知识、管理经验和制造技术的基础上,我们开始了自主的商业核电站的设计和建造:秦山二期,之后的岭澳……。2010年,到阳江,我知道了,我们的设备已经绝大部分国产化;到台山观看工地的建设时,在办公室的法国工程师Seban先生向我伸出了大拇指,对我说:你将看到一个美丽的工地。工地确实井井有条,但是全是中国人。是我们的工地管理,让外国人竖起了大拇指。至于我们建成的核电站,一直运行良好,和国外核电站的几次评比,我们都站在了前列。2014年,我还意外地收到了来自辽宁红沿河核电建设一位现任领导的电邮,曾经的广东核电合营公司的年轻工程师参与主持着红沿河核电机组的大工程。我为我们后来的人才辈出感到骄傲。这次讲课中的中青年工程师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将走出国门,去参加国外的核工程退役工作),至于2009年那年的听课者,有许多已经成了今天的中坚力量(那一年我承担了五个月的授课)。
但是,核电站的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给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的动力堆的废燃料必须得到有效和及时的处理,这说明核电站在我国已经有了相当的数量,并且还会增加;同时,过去的军用工程也需要有效地退役。退役的最后一步还是废燃料的后处理和废物的最终处理和处置。这就是我接到任务时的感受:新的课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也听说了中央对核工业的要求。为这样一个下一步的发展,一个已经处在耄耋之际的老人,还能出一点力,能不感慨万千,能不兴奋吗?
我希望我们在这样的发展之际,能够回想那个年代的一些优良传统:一些从部队转业的老战士们对技术人员的充分信任和放手。717不先进,但是,是当年的认知,没有人指责,没有人忘记已经和我们阴阳两隔的吴宗允、胡本越他们的努力。我永远不会忘记,在821现场,在我用离子交换取代苏联回路水的蒸发方案时,针对部里一些极个别人的指斥,李勇副院长的一句话:“我们相信我们的技术人员”,救了我给出的方案,我当然也不会忘记李汉熹(决策时核工业部的代表)的认可,之后则是821厂姜长毅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所有这些,才使821反应堆的回路水有了简单而有效的净化方案。如果这样的理解和支持的传统始终如一,那么821厂的玻璃固化也许也会不以科技成果而是以工程的实施而称道世界,821厂的退役工作中的一个环节也就突破了。即使这样,我们也会记得曾经为之奋斗的黄维刚、严家德、杜连青、左民等等诸多同志们,特别是已离世的当年科研处的汤麟瑞同志,不会忘记参加协作的湖南湘潭电机厂,宝鸡水泵厂、上海钢铁研究所、上海仪表厂和当年的523厂。当然,在该下决心向外人购置装备时,也要有当年中央,从邓小平、李鹏、到广东省委、彭士禄等一大批同志们的英明支持和决心(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及时而果断,因为失去的良机往往不会再来。
面临生产规模的为动力堆的废燃料服务的后处理厂,从首端到最后的高放废液的最终处理,是一项艰难的工作,需要核工业系统和全国的通力合作。这样,中国的核工业将又上一个台阶,也包括我国的各个行业。
前进,不断前进,努力,不断努力,发扬传统,继往开来。
我祝福中国核工业的美好未来,愿核工业在中国富强的中国梦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核工业的发展永远连着我的心。
来源:科学网   作者:李维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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