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看来，博士，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事实上，相当多的博士只是某一研究领域的高手，而并非事事通晓。
但不可否认的是，每一位博士成功的背后，都有着曲折而精彩的故事。对于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学子来说，分享这些故事，也许可以吸收他们丰富而独特的人生体验，在今后的搏击中笑傲人生。
1月5日，海南省“博士周末论坛———成长之路”报告会在海南中学开讲，根据主办方省教育厅、省科协的安排，至今年5月底，先后将有11位博士赴我省各市县中学“传经”。本报记者借此采访了几位博士，记录下他们的人生体验，与读者诸君分享。
李冬娜要做就做最好
49岁的李冬娜博士是吉林长春人，现就职于海南医学院基础医学系生物教研室，她获得第三军医大学博士学位时，已经47岁。
从小学到高中，李冬娜的成绩一直是班上前几名，1973年，18岁的李冬娜没有大学可考，像当时许许多多知识青年一样，她下乡了。在农村呆了两年，割过麦插过秧，两年的工分都是“一等”，让人对这位城里姑娘刮目相看。
生活在继续跟李冬娜开玩笑。两年后，她被抽到大庆油田当钻工。因为干活玩命，后来光荣成为“女子钻井队”的一名班长。回忆起那段岁月，李冬娜给自己的评价是：无论干什么，都不想落在别人后面。
1977年第一次考大学前，李冬娜还当过1年多的护士。尽管以前成绩不错，但因为学业已荒废了几年，加上当护士得值夜班，多少影响了正常的学习。1977年李冬娜高考失利，1978年她勉强上了白求恩医科大学的中专班。对于天生好强的李冬娜来说，这些受挫的经历，连同几年的下乡、钻工、护士生活一道，成为她人生中永难忘却的记忆。
从小到大，李冬娜喜欢阅读的，除了与自己专业、职业相关的书籍外，还特别喜欢看名人传记和中外名著，名人传记让她吸收了名人成功的人生经验，而中外名著使她获得了文学熏陶和审美愉悦。“文革”中名著难得一见，李冬娜一位少年伙伴的父亲是一所图书馆的馆长，于是李冬娜和伙伴干脆把书拿回家里偷偷看。
李冬娜说，苦难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结果，对坚强的人来说是一笔财富，对懦弱者可能是万丈深渊。那些困难的日子，李冬娜显然视之如财富。中专毕业工作4年后，李冬娜考取了长春医科大学。以后，每当感觉到知识不够用时，她就向新的目标发起冲击，硕士、博士就这样让她一一攻克。
读博士时，导师办公室墙壁上挂着一幅《八骏图》，画旁边写着两行字：要么制造灰尘，要么你就得吃灰尘。这句话让李冬娜刻骨铭心。
李冬娜想送给海南青少年8个字：自尊、自信、自强、自立。
杨小波从留级生到博士后
杨小波1米65的个头，体育成绩却好的吓人：跳远能跳6米30，乒乓球打过海南地区亚军，百米跑过12秒……加上后来读到了博士后，杨小波无论在学业上还是运动上，都超越了许多个头比他高的人。
杨小波生于海南海口市演丰镇农村，小学前三年级分别在三所农村小学就读，三年级时因为抡乒乓球拍的动作比较像样，被府城第三小学一教练看中，四年级上了府城第三小学。起初城里同学看不起这位乡下孩子，不愿跟他玩，杨小波横下一条心，每天早起练技术、练步法，外加教练“开小灶”，很快，就把那些同龄队员全部打败。
小学五年级杨小波读了两年，留级的原因，竟然是他愿意在小学多打一年乒乓球。杨小波人生的第二次留级，是高二那年（当时不设高三）高考失利。失利的原因，杨小波归结为没有安排好时间，加上当时和一位老师闹了别扭。
静下心来在琼山中学补习一年后，杨小波以高出失利那年高考分数100多分的成绩，被中山大学录取。在中山大学本科四年，杨小波“为了毕业而毕业”，从来没争取过“三好学生”和奖学金，也无心当学生干部。大四那年，发生了震撼杨小波的一件事：国家给了他们生物系植物学专业8个出国深造指标，全选了班里较为上进的同学。如今，这批同学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精英俊杰。自认脑瓜不比人差的杨小波，为自己的轻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杨小波从此认定：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毕业后，杨小波回到家乡的海南大学任教，在工作和教学中越来越感觉知识不够用。1990年，“海南”一词热遍全国，许多文人学者忙着下海时，杨小波考取中山大学研究生，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此后又连读了博士，并成为中科院的博士后。本科平平淡淡的杨小波，读研究生、读博士时连获奖学金。
杨小波说，除了学习外，通过积极的锻炼拥有强健的体魄也非常重要。像杨小波从事的生态学、植物学研究工作，经常需要进行野外调查，与陡峭山路和山蚂蟥为伴，身体不好确实吃不消。
对于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杨小波希望他们把基础打牢，不要偏科全面发展，用努力为自己创造美好人生。
梁伟梅花香自苦寒来
因为从事鸟类保护生物学研究，梁伟人称“鸟博士”。也许是从农村娃成长为博士的历程太过艰辛，34岁的梁伟头发已经不多。
梁伟的家，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平寨村，5岁时，母亲撒手人寰，撇下了父亲、他和一个弟弟、妹妹，妹妹当时才2个月大。
梁伟的父亲终身没有再娶，辛苦拉扯3个孩子中，总爱跟他们说一些极朴素的话：“你们好好读书，以后能有个铁饭碗。你们能出去，我再苦心里都高兴。”幼年的梁伟跟随父亲干过农活，砍过柴放过牛，回家喊累时父亲又说：“要不想一辈子像我这样辛苦，你就好好读书像人家那样当干部。”
从小学到初中，梁伟所在的小学、中学条件都很差。中学时甚至因为没有英语老师而开不了英语课。村里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懂一些英语的退伍老兵，自告奋勇地买来磁带，义务组织村里七八个小孩学英语，其水平当然有限。村里大多数孩子后来不愿意再学，梁伟坚持了下来，尽管英语不是很好，但还不至于什么都不会。
初中毕业，班里许多同学考中师。当老师，在当时对许多农家孩子是最大的诱惑，一是因为能够早日挣钱养家，二是因为考中师不用考英语！梁伟因为身高、体重不够，只能上高中。他考上了教学条件较好的凯里一中。因为外语较差，梁伟付出大量时间恶补，做了大量的题型，终于迎头赶上。高考时，100分的英语他答了86分。
回忆类似这样的求学路上的艰辛，梁伟说：“有时同样是考60分，我要比别人付出多几倍的努力。家庭、小学和初中的教育条件我无法改变，我只能通过努力改善我的受教育条件。”
也是在高中，教生物的何老师改变了梁伟的一生：她深入浅出、妙趣横生的讲解，以及对生物学前瞻性的一些判断，使包括梁伟在内的班里成绩最好的几位同学，高考填报志愿时全都选择了生物学。而在1986年，生物学还是许多中国高中生敬而远之的专业。
在北京师范大学读本科时，梁伟基本没花家里的钱。他做过家教、卖过“变形金刚”、为公司做过社会调查，用这些所得维持自己的生活。好在学校不仅不收学费，每人每月还有36斤饭票和19元菜票。知道梁伟家庭较困难，班里女生饭票用不完时就塞给他。
1990年大学毕业后，梁伟当上了黔东南教育学院的教师，实现了父亲说的“铁饭碗”。1994年因为学校面临财政危机，梁伟也想让自己掌握更丰富的知识，他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之后又连读了博士。毕业后任职海南师范学院生物系，成为研究海南鸟类的专家。
“梅花香自苦寒来”，正是梁伟博士的生动写照。
曾庆徽进德修业最重要
“进德修业”，38岁的曾庆徽博士，依然清晰地记得小时候家里贴的这四个大字。
父母读书不多，但对这四个字解释得很清楚：进德，就是要学会做人，有好的思想品德；修业，就是要学会一门手艺，将来有碗饭吃。
曾庆徽生长在农村，自小目睹了田间劳作的农民的艰辛，总想着能为农业机械化做点贡献，让农民能够轻松地完成农活。又因为看到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差，高考时第一志愿他填报了一所医科重点大学，分数够了，不知什么原因没被录取，而被湖南的一所师范大学录取。
大学毕业后曾庆徽分配到湖南娄底地区教委、双峰教委直属学校从事教育教学及管理等工作，任教师和全国奥林匹克竞赛教练和领队。他强调的“超前思维训练法”，培养自己的学生要突破同龄人的思维惯性，用超前思维来指导学习，取得了奥赛全国一、二等奖的好成绩。
在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曾庆徽完成了研究生、博士学习，并在清华大学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和中国教育与科研计算机网国家网络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一直在信息系统、通讯与电子系统、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移动多媒体通信、新经济与管理等领域从事一些前沿性的规划、研究和开发及管理等工作，成果显著。
从小到大，曾庆徽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他觉得学习的过程有乐趣也有艰辛，对于理科学生来说，必须要耐得住寂寞。同时必须注意的是，理科学生如果只偏数理化而忽略了培养自己的人文素质，将来即便学术上有所成就，在论文写作、课题研究时就可能造成缺憾，甚至影响到一个人的立志和成才。
从小到大，曾庆徽也特别注意吸取别人的长处。在漫长的求学之路上，他接触了许多精英学子，在这些人的身上，闪耀着一些曾庆徽自认为亏欠的学问和精神，通过交流和学习，曾庆徽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自我超越。
2003年8月，曾庆徽和十多位博士后一起投身海南建设，现工作在省财政厅，并担任海口地税局副局长。他想对海南青少年说的话是：“有理想、有抱负，好好学习、立志成才，爱国敬业、为国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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