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又颁完了。大家都在思考为什么日本能获得那么多,而中国又什么那么难。为什么60-70年代那么困难,能做出一些获奖级别或准获奖级别的研究成果,倒是1980年后这三十五年却做不出。原因多。我来说说,做出诺贝尔奖级的研究所需要的体制条件。
首先,做出诺贝尔级成果的科学家,基本都是具有一定“叛逆”精神或性格的人,而我们的从娘胎额教育开始,就是要培养“听话”的学生,要求标准答案,什么都要统一考试,这种叛逆从小就被扼杀了。
做出诺奖级成果的人基本都是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而过去30多年,整个社会基本都在向钱看,看看现在炒房,上海人排队先离婚,再牵手去买房,这样的急功近利的社会谁会静心去做研究?有,也是少数。
诺奖级的研究大都需要合作和大脑风暴式的讨论。当我们的考评机制是考虑第一和通讯作者时,谁会乐意地和你合作,帮你完成,而只能排到中间?有些实验室内部都不交流,材料数据不共享,还谈什么合作?
诺奖级的研究大多具有一定偶然性,不可预知性,而科技部的大项目都是由大佬们先根据自己的需求确定“指南”,哪儿还有不确定性?
诺奖级的研究大多是由教授带着一两个研究生做出来的。往往是学生博后做出些不可解释的结果,再进一步探索出来的。而我们现在鼓励的是大团队,航母级的,设法堆出国家奖,集中成果报yuanshi,一些大牛们一个人带几十个学生,哪有时间和学生讨论一些不可思议的结果?哪个大团队的年轻老师愿意去死扣那些不可思议的结果?做出来,也不是我的,又何必去死扣,为别人做嫁衣裳呢?
一直培养的“标准答案”型思维方式的学生,得到不可思议的结果,往往认为是自己做错了,而不是去思考为什么。探索不确定的结果是要冒巨大风险的,现在要求博士毕业一定要发SCI论文,谁愿意去冒不能毕业的风险?不肯冒风险,何来诺奖级额成果?
不消除这些体制的障碍,我想获诺奖级成果,将仍然是渺茫的,至少只会是偶然的,而不会是必然的。
(程宗明)
做出诺贝尔奖类研究所需要的体制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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