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先生说，他对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很失望。他说，他所指的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现在多为四十多岁的人。他之所以感觉失望，是因为原来他以为这批大学生是很有希望的，但后来发现他们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受到文革中的严重影响，很自我，谁说的也不听。所以，他只好退出了，只能顾到自己了，云云。
我只是隐约感觉，钱先生是不是有点糊涂了。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是有可能受到文革影响的。这一点错都没有。但这批人在今天肯定不止四十多岁，大多都已经是五六十岁了。最年轻的当年大学生，也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了，到了今天怎么也不会是四十多岁。这里到底在哪里出了差子。而且钱先生所说的那种“精致的个人主义者”，是指他当时所看到的大学生，那倒是可能是在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们。如果这样来认识，倒能对得上榫。可是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与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肯定不是一拨人。所以我才觉得钱先生可能是弄错了。
先说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虽然受到文革的影响，但这类影响是要分析的，并不是所有的人所受到影响都是把人变成了狼。其中有更多的人从文革中来反省，他们看到了文革对国家的破坏与损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文革是深恶痛绝的。所以简单地说他们受到了文革的影响，因而就对这批人感到失望，这是很让人匪夷所思的。而且，客观上说，我们应该承认，这批大学生在改革开放以来，为国家的建设与发展，还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对此我们没有理由予以否认。
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个时代的局限性，这是历史本身所造成的，没有人能逃得出去这样的历史限定。历史对每个人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但同时也会给每个人带来更为正面的影响。这两者本身就是同时存在的。没有任何时代的人所得到的时代影响都是只有正面的而没有负面的，同样，也没有任何时代的人所得到的时代影响都只有负面的而没有正面的。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历史的辩证法。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固然受到文革的不良影响，但他们对国家的担当更是让人有深刻的印象。他们都认为自己对国家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心，所以他们在工作中，在生活中，都不会隐藏这样的责任心。这不是国家的不幸，而是国家的幸事。当然，不良的影响也肯定是有的。这是无法回避的。在现实中，我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尽最大可能降低这种负面的影响。至于做得好不好，做得够不够，那只能看各方面的努力了。
对于80后的大学生，其实情况也是一样。所谓精致的个人主义者，这是钱先生发明的词语。严格地说，我不知道如何对这个概念进行精准的定义。或许在钱先生看来，或者钱先生所接触到的类似北大那种精英大学中的大学生们，确实存在这样一类人。可是这样一类人到底是一类什么样的人？钱先生没有给出完整的定义。或许，他们中有的人很会打自己的小算盘，有自己的小算计，把个人的得失算计得特别精准。外表八面玲珑，内心狠辣毒凶。这样的人肯定有，但是到底有多少，有多么严重的程度，钱先生似乎没有告诉过我们。
但是我也相信，尽管在年轻人中有这样的人，但绝对不会是大多数更不会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人。年轻人毕竟年轻，他们身上还是有相当的可塑性的。他们心中的善良不是随便就可以泯灭的。在社会的帮助下，他们中的有些人是会有向好的方向转化可能的。当然，也确实有那种死硬不变的顽固分子，死抱着他们的那种精致的个人主义不放。但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社会到底还能走多久，那是很难说的。
我特别不赞成钱先生把人按所谓一群或者一批来划分。人都是个体的，即使在某种群体中，这些个体的人都有某种相似的共性，但他们的个性差异依然还是存在的。毛泽东当年说过，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分左中右，一万年以后也是这样。所谓左中右，无非是先进的，中间的，还有落后的。这种划分应该是客观的，也是符合历史与现实的。所以把人们按照所谓年代，所谓按某种属性的群类来划分，肯定是有着形而上学因素的。所谓一刀切，就是如此。想来钱先生肯定是反对一刀切的，但在这个问题，钱先生自己却采用了一刀切的方法，是不是让人感觉很遗憾？
那种在当代大学生中存在的负面因素，没有那么可怕，以至于让人丧失信心，甚至绝望。大学生们受到社会上的一些负面因素影响，其实是很正常的，正如人们生活在现实的空气中，不可能不受到细菌的侵蚀和污染一样。被细菌感染，可能会患病，也可能安然无恙。关键是看我们自身的免疫力如何。如果免疫力足够强大，这就算不上什么。如果免疫力不够强，那么我们就得加强我们的免疫力。即使感染上了，即使发病了，也不是不可能救治的。有药物，有各种治疗手段，这点小病小灾能算得了什么？
那种完全自甘堕落，猥琐不堪的人肯定是有的，但也肯定没有那么多。钱先生把这一代人都看成那样的人，未免多虑了。（胡懋仁）
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还是80后大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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